由中美科学家开展的这项研究主要基于1976年至2013年的卫星和遥感数据。研究人员表示,此前的栖息地减少是由修路、伐木和地震所致,近年来的旅游业增长则导致该问题加剧。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资深保护专家乔治夏勒说:“每一个地方都是神山圣湖。”同理,对于物种来说,每一个大自然的生命都是国宝,我们有责任保护它们在自己的栖息地里自由、安宁地生活繁衍。

参考文献:

  1. Li B V, Pimm SL, Li S, Zhao L, Luo C. Free-ranging livestock
    threaten the long-term survival of giant pandas. Biol Conserv.
    2017;216(Supplement C):18-25. doi: 10.1016/j.biocon.2017.09.019.

本周发表在英国《自然-生态学与进化》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过去40年间,大熊猫栖息地不但已缩小还变得更加支离破碎。1976年至2001年,整体栖息地缩减4.9%,而熊猫栖息的每个区域已平均减少24%。尽管相关保护努力已使2001年至2013年期间此类数据略有上升,仍不足以弥补缩小幅度。

而在野外,大熊猫的处境并不是人为可控制的,栖息地破碎化仍旧是大熊猫面临的最大危险。而就在这样破碎的栖息地里,偷猎、砍伐、水电开发、道路修建与旅游开发都是大熊猫种群健康的威胁。

“环境在变,社会在变,威胁在变,我们需要迅速但是准确的评估这些新的威胁。目的是为了解决。”李彬彬说。

为保护大熊猫,中国已大举投资、设立自然保护区、种植竹林、开展繁殖项目,并计划在2020年设立庞大的大熊猫国家公园,把数十个相互隔绝的熊猫栖息地连为一体。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游客正前往位于四川的保护区观看大熊猫,并为当地带来更多旅游收入。政府强调,该公园不但提供自然体验还具有教育游客的作用。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专家表示,游客在公园里可能看不到任何野生大熊猫,而人类的存在或将损害这种动物。因为它们对任何干扰都异常敏感,一旦有人类进来就会离开。

比起雪豹来,熊在中国的命运更加悲惨。熊的身上有两件“宝”被人们追逐,一是熊胆,一是熊掌。在东北的长白山旅游胜地,当地的宾馆饭店一年至少要吃掉一吨半的熊掌;此外,还有一吨的熊掌被用来送礼。没有人知道中国还有多少只棕熊和黑熊,但由于人类过度侵占它们所栖息的森林,过去盛产“黑瞎子”的东北,已经很难见到熊的影子。

牛马占领熊猫栖息地,成为野生大熊猫新的威胁。这是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香港《南华早报》9月26日文章,原题:研究称熊猫栖息地正在缩小且游客正加剧该问题环境科学家告诫称,越来越多为亲眼目睹大熊猫而奔赴中国西南地区的游客,正加剧这种标志性动物栖息地的萎缩。

大熊猫的保护工作为国人所熟知,当前,全国人工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已达312只,超过了圈养种群300只的预期目标。但是,“大熊猫依然是国际濒危物种”。据中国大熊猫繁育技术委员会主任张志和介绍,大熊猫圈养种群质量有下降趋势,突出体现在圈养个体的遗传贡献严重不均等。“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圈养大熊猫的遗传多样性已经低于野生种群。”

图片 1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因为过度放牧引起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的变化情况。制图:李彬彬

中国的保护努力已使大熊猫数量有所反弹。但研究人员说此举并未考虑到栖息地减少威胁。目前在中国西南地区栖息的30个大熊猫种群中,有18个熊猫数量不足10只,这意味着它们面临灭绝的高风险,“当前,熊猫正面临来自栖息地支离破碎、种群隔绝、基础设施开发、旅游业和气候变化的严峻威胁。”专家表示,如何在旅游业和动物保护之间实现平衡,这是全球所有自然保护区面临的问题。但在研究旅游业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方面,中国依然落后。

2007年,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副教授王大军开始研究中国境内分布的雪豹。按照物种学家的描绘,中国西部几乎所有有高山的地方,都有雪豹分布,数量可能有2000只左右,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然而,王大军的调查表明,雪豹也同样面临着栖息地被人类剥夺的危险。人类把牧场一步步逼近了高山,让牛羊挤走岩羊,雪豹失去了天然的食物,于是就捕食牛羊,继而引发了人类对它们的仇恨和残杀。

牛马占领了野生大熊猫的保护区

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之前,王朗地区是当地牧场的一部分,那时就有小规模的放牧活动。在保护区建立之后,有少量牧民回去,继续之前的放牧活动。保护区有效管理的缺失,导致放牧活动持续增加,仅在过去15年里,在保护区内放牧的家畜数量就从不到200头,激增至1000多头。
这还只是牧民们自己上报的统计数据。王朗地区的原住民是白马藏族,属于藏族的一支。白马牧民的放牧习惯粗放随性,保护区里到底有多少自家的牲畜,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当地百姓把家畜散养在森林里,一个月给它们喂一两次盐,剩下的就靠它们自己去找吃的。林下的箭竹成为这些家畜重要的食物来源,在春、冬季尤为明显。林子里的家畜数量迅速增长,对竹子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更严重的是,过度放牧严重威胁到了竹子的更新。这对于几乎完全依赖竹子为食的熊猫来说,是直接的冲击。”李彬彬介绍。

图片 2图片 3熊猫栖息地里被牛马啃食后枯死的竹子。摄影:李彬彬

牛马破坏的不只是竹林里熊猫的口粮,还“踏碎”了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不断增加的牲畜数量和活动范围,加剧了大熊猫栖息地的质量退化和碎片化,也阻碍了栖息地之间的连通性。

图片 4熊猫喜欢爬树、抱树,在树上休息。熊猫幼崽倾向于长时间待在树上,躲避天敌。摄影:李彬彬

“通过研究长期的监测数据,我们发现,在家畜密集的区域,尤其是低谷区域,野生大熊猫的痕迹数量明显减少;它们被赶到更高更陡的地方。”
Stuart Pimm教授说。他是这项研究的合作者,杜克大学Doris
Duke保护生物学教授。“最近这些年,越来越难在这些地方看到熊猫了。”

因为放牧,王朗保护区里至少有1/3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出现退化,甚至消失。 

图片 5图片 6王朗保护区内放牧活动增加前后熊猫栖息地的变化情况。红色区域是因为大量放牧活动受到影响的栖息地;蓝色区域是新增的栖息地;黄色区域是没有发生变化的栖息地。图中的小绿点是牛(左图)和马(右图)的GPS活动记录。图片来源:参考文献

“熊猫分布的上限是有限制的,比如说现在王朗是3200米左右,这是当地箭竹分布的最高海拔。所以,如果高出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并没有熊猫可以依赖的栖息地。那当熊猫被赶到更高、更陡的区域,首先就导致它可利用的栖息地面积减少。另外,低谷地区被占了之后,相当于进一步隔离了保护区里熊猫的栖息地。比如这边山的熊猫想到另外一面山,要跨越低谷地区的时候就会有障碍。”李彬彬说,“如果再不去关注和管理放牧这个问题,我们将会失去大量适宜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加剧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的现状。我们过去几十年里为保护野生大熊猫付出的心血也会付之东流。”

图片 7图片 8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适宜熊猫的栖息地,云杉冷杉下健康的竹林。摄影:李彬彬

面临相同命运的还有长江中的白鳍豚和江豚。前者因其珍稀被称为“水中熊猫”,曾在6国科学家的大搜寻中“踪影全无”;后者仅存的两个种群,也在大坝筑起的生态分割中丧失了基因交换的机会。

有责无权的保护区

“其实之前也有人关注过这个问题,也做过研究。但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在于保护区并没有得到当地政府政府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包括政策上支持、执法上的支持,还有社区替代生计的支持。只靠保护区一个个体是没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李彬彬说。

除了量化放牧对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的影响,研究者还入户访谈,调查了周边社区的205户居民,了解放牧增加的原因和潜在解决措施。

结果显示,导致家畜数量迅速增长的原因,一是天然林禁伐以及退耕还林等政策导致的居民收入减少;二是当地政府的鼓励农民发展畜牧业来补贴生计;三是2008年地震之后当地旅游业的衰落;四是对放牧不明确的管理信号。同时,发展水电建坝导致的移民,乃至远方市场增长的肉类需求也都加剧了这个问题。

图片 9十年间,王朗自然保护区林地里箭竹资源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因为放牧,留给熊猫的箭竹已经很少了。摄影:李彬彬

说到底,还是当地居民的生计问题。熊猫需要的,是尽可能没有人类干扰的保护区。虽然在保护区建立之前,人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但是,在人类干扰增加前,这里的熊猫栖息地和种群状况都比较理想。问题就出在了“过度”这两个字上。

当地政府与保护区似乎也都努力过。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两个政策就有一部分的补助。对于退耕还林的居民来说,这个补助至少在当时是比自己种田要实惠的收入——白马地区的海拔很高,种植的产量并不乐观。然而对于从事采伐行业的人来说,即便在当时,也不是令人“十分满意”的补偿。

在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政策实施之后一年,当地政府、保护区还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一起做过一个“社区发展”项目(ICDP),帮助当地居民发展替代生计。据说这个项目很好地帮助当地社区缓解了推行新政策带来的生计问题,包括发展了中国第一例生态旅游。然而,只持续了几年的时间。后来因为基建、地震、水库建设,影响了道路交通和整体环境,旅游业遭受打击,居民的“旅游收入”开始减少。游客可以去别的景区,当地的居民只能寻找其他的生计。

图片 10图片 11在王朗保护区放牧的牧民。他们每个月来喂一两次盐,剩下的时间,牲畜在保护区里与野生动物争食。摄影:李彬彬

“所以当时很多地方鼓励畜牧业,是希望在天然林禁伐和退耕还林之后,当地居民可以找到替代生计。但是并没有考虑到这个对森林和栖息地的影响。在林下进行放牧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区域,在保护区里会有比较清楚的界定,不允许放牧。但是在其他一些国有林和集体林里,如果不涉及危害幼苗更新,就没有很清楚的界定和管理。”李彬彬说。

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研究员李晟指出:“王朗的故事并非孤例,而是在中国众多自然保护区当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不仅仅是一个生态问题,更是涉及到保护区、社区、当地政府等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博弈。

保护区并没有执法的权力去赶走牛马;当地畜牧部门想通过发展畜牧业增加居民收入,也可以说是职责所在。对和熊猫“生活在同一片林子”里的人类来说,熊猫或许并不比他们的牛马更加重要。

图片 12秦岭里吃竹子的熊猫。摄影:李彬彬

“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一道禁牧令,这只会再次将利用自然资源的矛盾转到其他方向。我们应该做的是为当地社区找到可持续的替代生计。比如在我们的访谈中了解到,
当地农民更愿意愿在旅游业和森林管护方面获得稳定的工作。减少野生大熊猫栖息地中的家畜数量,找到对环境影响更小的饲养家畜的方式,并且力求达到大熊猫保护与当地发展的平衡才是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科学家可以量化放牧对王朗地区熊猫栖息地的影响,为政策决定提供支持;保护区可以联合执法部门、当地政府和社会企业解决栖息地里的牛马,还熊猫一片“清静”的家园。然而,王朗只是67个熊猫自然保护区中的一个;熊猫也只是保护区众多野生动物中的一员。那里还栖息着金丝猴、扭角羚、冷杉、云杉、红杉……放牧对它们的影响是什么?是否面临和熊猫相同的困境?这些都是我们该关注的问题。(编辑:吴欧)